一、支持同志平權
柴可夫斯基一生最大的悲哀，在於他無法公開正視的同志身分，這種被社會氛圍束縛下的痛苦，不僅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意味著身敗名裂及流放到西伯利亞，即使到了今日依然存在。去年俄國頒佈禁止宣揚同性戀的法案，面對全球排山倒海的抗議下，俄國總統普京接受訪問說：「有人說，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，老實說，我們愛他不是因為這一點，但他是偉大的音樂家，我們都愛他的音樂。」擺明迴避這項事實，接著再由媒體展開「保護柴可夫斯基免受謠言毀謗」的宣傳攻勢，就可以得知柴可夫斯基的悲哀，直到一百多年後仍無法解脫。
「對於我，作曲是靈魂的一種自白」於是，柴可夫斯基終究得將內心最深沈的秘密化為旋律，無論是《悲愴》交響曲、或歌劇《尤金奧尼根》、甚至最受歡迎的三大芭蕾舞劇，全都流露著作曲家面對身為同志卻又痛恨自己是同志的真實寫照。總有人刻意避開柴可夫斯基是同志的那一層面，如同普京那樣視而不見，或硬要搬出他結過婚的實證，但偉大的藝術總是得經過巨大的痛苦才能淬鍊孕生，一如貝多芬若沒有遭受耳聾的打擊，怎能寫出戰鬥指數高昂的音樂？倘若柴可夫斯基是個快樂的Gay，或許他也無法寫出如許淒美的樂章。
Pokey的心得：面對柴可夫斯基的同志情結，請大家面對他、接受他、放過他。
二、支持國際接軌
早在1702年，彼得大帝以刺刀入土，在波羅的海濱不毛之地立下誓言，建立聖彼得堡接引西方文化，然而俄國的音樂卻直到葛令卡（Mikhal Glinka, 1804-1857）才開始含苞待放，到柴可夫斯基身處的十九世紀後半葉，與「俄國五人團」共處百花齊放的國民樂派時代。柴可夫斯基是屬於魯賓斯坦兄弟（Anton & Nikolai Rubinstein）的德式學院派，他先在哥哥安東的聖彼得堡音樂學院求學，後至弟弟尼可萊成立的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書，雖然早期創作不時從俄國民間音樂汲取靈感，但年紀越長越西化，也越注重「形式」的呈現。柴可夫斯基與俄國五人團的歧見，雖然不像華格納與布拉姆斯那樣激烈對峙，但也從未達到水乳交融的河蟹狀態。
以巴拉奇列夫（Mily Balakirev, 1837-1910）為首的俄國「強力集團」，多半不曾接受西方傳統（或云正統）的教育訓練，他們的創作比較像是兼差玩票性質，口號正是「葛令卡與俄羅斯民歌」。1868年柴可夫斯基來到聖彼得堡渡假，開始與五人團有了接觸，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說：「我們對他的歧見已經消失，但他所受的音樂院教育，仍在我們之間造成隔閡。」而本質保守的柴可夫斯基認定他們全都是有才華卻技巧拙劣之「激進派」，只對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稍微另眼相待。因此硬要將柴可夫斯基分門別類是困難的，說是國民樂派的話，他的作品少了五人團那種強烈的「民族意識」；若說是浪漫樂派，他的音樂卻又是十足十的俄羅斯血肉，晚輩史特拉汶斯基說得最正確：「他比我們所有人都更俄國！」
Pokey的心得：管他是國民樂派還是浪漫樂派，只要厲害，就自成一派！
三、支持芭樂無罪
所謂的「芭樂」曲，是從「Ballad」（歌謠）之發音所演化的代名詞，音樂越通俗就越芭樂。柴可夫斯基譜寫出太多動聽的傑作，由於太多人喜愛，所以某些走「陽春白雪」路線的人士便刻意詆毀為庸俗低劣之作。然，芭樂為低熱量、高纖維、易有飽足感之水果，同樣的柴可夫斯基的芭樂曲亦具有低難度、高情感、易有滿足感之療效。儘管柴可夫斯基不如他偶像莫札特那樣什麼都寫什麼都厲害，但只要一出手都有代表作可以打入各類樂曲前四強，例如《悲愴》交響曲、《天鵝湖》舞劇、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、第一號鋼琴協奏曲、為大提琴而作的《洛可可主題變奏曲》、弦樂小夜曲……等，可見柴可夫斯基的芭樂曲，根本就是最頂級的「牛奶珍珠芭樂」。
柴可夫斯基將自己的創作分為兩類，第一類是出自內心的渴望主動寫成，第二類是應他人之邀而創作（除此之外，難道還有第三類嗎？）。根據他歷年親身觀察演出後的觀眾反應，作曲家明白獲得成功的不見得都是第一類，反之失敗的也絕非是第二類。最顯而易見的例證就是1882年為莫斯科中央教堂重建落成慶典所寫的《一八一二序曲》，在創作時他寫信給梅克夫人說：「這首曲子將會非常吵鬧又喧嘩，應該沒有什麼藝術價值，因為我在譜寫時毫無熱忱與愛意。」可是如同莫非定律，此曲絕對是世人最熱愛的柴式芭樂，特別是音響玩家若沒有一張《一八一二序曲》錄音來測試自家音響的爆棚效果，一切都是白搭。
Pokey的心得：我想，就連「秋意蕉」先生也很難把柴可夫斯基的芭樂曲判定為香蕉吧。
四、支持芭蕾三寶
根據我多年的演講經驗，提到芭蕾舞劇，大家都能對柴可夫斯基的三大名作琅琅上口。原本芭蕾源自於義大利，在法王路易十四的提倡下，蛻變成最能代表法蘭西的藝術文化，後來法國編舞家佩提帕（Marius Petipa）因與西班牙侯爵夫人私通，東窗事發於1847年逃到俄國，才開創了俄式古典芭蕾的輝煌時代。當時俄國的芭蕾音樂就類似於卡拉OK伴唱帶，例如帝國大劇院專屬芭蕾作曲家明庫斯（Ludwig Minkus），就算他最優秀的傑作如《舞姬》或《唐吉訶德》，單獨抽出音樂來聆聽，很顯然僅有二流水準，直到柴可夫斯基才是第一位認真對待芭蕾音樂的俄國作曲家。
柴可夫斯基一生只寫三齣舞劇，卻成為芭蕾史上最閃耀的三顆寶石。最早於1876年問世的《天鵝湖》，柴可夫斯基那瑰麗又複雜的配樂，倒是讓當時的舞者、編舞家、甚至觀眾全都莫可適從，演出慘敗收場。直到1890年後，他與佩提帕陸續合作了《睡美人》和《胡桃鉗》才獲得肯定，至於《天鵝湖》也是在佩提帕重新編舞後，1895年再次推出終於受到瘋狂喜愛。而美國著名樂評家荀伯格（Harold Schonberg）認定柴可夫斯基是以女人自居的同志，所以他為芭蕾女伶所寫的旋律，昂揚又驕傲，根本就是少女的心聲，更讓他與劇中女主角融為一體。的確，古典芭蕾與柴可夫斯基，都是追求至善至美的理想化形式無誤。
Pokey的心得：「太陽蕭」先生再三強調好吃的蛋糕來自屏東，同樣最棒的芭蕾來自柴可夫斯基亦是無誤。
五、支持多愁善感
從小，柴可夫斯基就是神經極端纖細的孩子，他在娘親與女管家的呵護下成長，被暱稱為「搪瓷娃娃」，害怕也哭，感動也哭，長大後還是繼續哭。1891年，已經五十一歲的柴可夫斯基前往美國參加卡內基廳開幕音樂會，當時他與梅克夫人斷了聯絡，非常親密的妹妹又剛過世，搭船時目睹某個年輕人跳海自殺，於是到了紐約「第一件事，就是大哭一場」，走在街上又忍不住跑回旅館哭上幾次。瀏覽他的書信（還有少數未銷燬的日記），總是有數不清的憂愁滿溢其中，尤其他害怕人群、討厭社交，除了必須偽裝之外，本性害羞更是柴可夫斯基的致命傷。但世人又何其幸運，因為他的多愁善感才能譜寫出如許淒美絕倫的音樂。
柴可夫斯基在世時，就有人說他的作品是「哭泣的機器」，的確相較於其他作曲家，柴式音樂無疑是最「娘」。（好吧，蕭邦與白利尼的音樂似乎也差不多。）以他最鍾愛的歌劇創作來說，華格納或威爾第散發著男性賀爾蒙的陽剛味，就算擅於描繪女性的普契尼，依舊是以男性的觀點來勾勒他理想中的女主角，而柴可夫斯基只在乎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，他不讓歌手賣弄花腔，旋律總是一逕的陰柔抒情。拿《尤金奧尼根》（Eugene Onegin）著名的「寫信場景」來說，他把女主角塔提雅娜情竇初開時，那種羞怯、疑惑、憧憬的複雜心思描繪得絲絲入扣，直到唱完後，管弦樂才將無比的激情一股腦宣洩出來。這也只有心思敏銳的柴可夫斯基才辦得到，倘若交給大老粗來譜寫，九成九會逼塔提雅娜跳過寫信場景，直接脫光光獻身。
Pokey的心得：本人也是非常內向的，所以非常明瞭柴可夫斯基的苦處。（但我神經比較粗，學不來多愁善感。）
作者：林伯杰(POKEY)
